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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心路——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改革历程

发布日期:2017-03-20发布人:管理员

2012年,在获取器官之前,医生们向捐献器官的英德少女吴华静遗体默哀。资料图片

2016年,肾移植受益人为人体器官捐献者默哀致敬。新华社发

2016年12月22日,中国器官捐献登记新增支付宝渠道,有望推动公民捐献意愿表达。新华社发

2012年,黄洁夫就吴华静捐献器官一事接受采访。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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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名记

曹斯工作室出品

2017年2月,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主席)、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参加了在梵蒂冈举行的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他向与会代表分享了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的“中国方案”。

这些年,中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吸引了全球关注。2007年中国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中国还制定了系列配套政策,成立了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推动器官捐献与移植依法规范开展。

中国遵循国际公认的伦理学原则,结合国情推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实现器官公正分配和可溯源管理,充分保障捐献者和接受者的权利,走出了一条体现国际惯例、符合中国实际的器官捐献与移植道路,向全世界提供了中国模式。

历经超过十年的努力,截至2016年底,中国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近1万例,捐献大器官近2.8万个。2016年完成捐献4080例,捐献大器官11296个,较2015年提高近50%。黄洁夫日前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讲述了关于器官移植事业的中国故事。

●南方日报记者 曹斯

《广州宣言》诞生

“既要符合中国国情,又要符合世界公共伦理学”

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起步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际多个组织对中国器官移植多有误解和质疑。国际移植界曾制定针对中国的“三不”政策——中国医生不允许参加世界移植专业组织;国际权威期刊不发表与中国器官移植相关的临床科研论文;中国器官移植学者不能在权威会议上公开演讲。

2005年,菲律宾马尼拉。世界卫生组织主办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层会议上,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成为焦点。“有人说中国多年无法建立器官自愿捐献系统是因为受‘入土为安’思想的影响。但我始终认为,脏水不要泼到祖先身上,落后不能怪老百姓。”回国后,在多个场合,黄洁夫宣示了建立公正、透明、让公众信任的器官自愿捐献体系的决心。

2006年,卫生部全国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和管理峰会在广州召开,800多名移植科医生与会。《广州宣言》在会上诞生。“宣言明确了器官移植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又要符合全世界的公共的伦理学的准则。”黄洁夫的学生、如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科学科带头人何晓顺在现场,他当时觉得,自己听到了“改革的号角”。

2007年1月1日,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同年《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实施;2010年的《刑法》修正案,增加了“器官买卖罪”。中国器官移植事业踏上法治化规范化的道路,也为打击器官贩卖提供了法律依据。

一系列动作随之展开——

针对医院资质问题,卫生部对600多家单位做了“洗牌”,吊销了部分医疗质量不高的单位的资质,保留了163家(今已增至169家)。

针对国际社会关注的“器官移植旅游”现象,卫生部于2009年下发《关于境外人员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有关问题的通知》,基本杜绝外国国籍病人来华获取移植医疗的现象。

2017年2月,带着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的“中国方案”,黄洁夫出现在正在梵蒂冈举行的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上。他今年71岁了,如今的身份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主席)、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黄洁夫如此描述“中国方案”——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目前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中国还制定了系列配套政策,成立了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推动器官捐献与移植依法规范开展。

他还说,中国遵循国际公认的伦理学原则,结合国情推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实现器官公正分配和可溯源管理,充分保障捐献者和接受者的权利,走出了一条体现国际惯例、符合中国实际的器官捐献与移植道路,向全世界提供了中国模式。他倡议,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成立对成员国进行器官移植监管的特别委员会。

“天使女孩”出现

吴华静拯救了3个人的生命,让2个人重见光明

在法律与政策环境改变后,建立公正、透明、让公众信任的器官自愿捐献体系,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系统工程。

首先要圈定范围。2010年,卫生部启动了器官捐献工作试点工作,在11个省市试点。

其次得制定规则。同样在2010年,卫生部委托专家设计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为了让系统更加公平,COTRS负责人王海波和团队研究了各国的器官分配政策,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器官移植分配科学政策的草案。

“黄部长当时是一个字一个字修改的。”王海波这样描述这个过程的谨慎和艰辛。最终,厚达390多页的中国器官分配原则出炉,他的团队根据原则设计了程序。

2012年底,广州。王海波对包括南方日报记者在内的在场媒体郑重承诺,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实现了无人为干预的器官分配方式,能将器官分配给最需要的病人。

两年后的春天,又是广州。中国首个器官获取组织——中国医院协会OPO联盟宣布正式成立。

OPO是由人体器官移植外科医师、神经内外科医师、重症医学科医师及护士等组成的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负责对服务范围内的潜在捐献人进行医学评估,并请捐献人或其家属签订人体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等捐献合法性文件。

捐献人及其捐献器官相关信息,将由OPO录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系统。同时,与获得该器官的病人所在医院进行捐献器官的交接确认。该组织的成立保证了中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规范捐献器官的获取和分配工作。

调动人的积极性始终是重中之重。黄洁夫以身作则,在多个场合表示早就签了志愿书:“如果我不行了,器官又还有用,我愿意献出器官帮助有需要的人。”

器官自愿捐献体系建立的过程中,“天使女孩”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一张照片记录下2012年11月9日发生在广州的一个温暖又肃穆的瞬间——身着手术服的黄洁夫,摘下口罩,与医护人员共同向手术台上的女孩致敬。

女孩叫吴华静,17岁,韶关学院医学院的中专生,因车祸离世。为了实现她生前的心愿,父母捐献了她的肝脏、双肾和眼角膜,拯救了3个人的生命,让2个人重见光明。

公民身后捐献器官的案例越来越多,也有更多人登记成为自愿捐献者。仅2014年,全国就实现了近1700例器官捐献,超过了过去半个世纪公民自愿捐献的总和。

2014年12月,云南昆明。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会议举行。“这个时候,我们医院的公民身后捐献器官早已占绝大多数。”何晓顺说。

“中国方案”形成

心脏死亡捐献模式是中国对世界器官捐献事业的创新与贡献

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近1万例,捐献大器官近2.8万个。2016年完成捐献4080例,捐献大器官11296个,较2015年提高近50%。

这样的成绩,也与何晓顺等移植专家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国际上,移植器官主要来源于脑死亡器官捐献,已形成一套成熟的制度与技术体系。然而,因传统观念及法律背景的差异,脑死亡概念在我国尚未被广为接受。

“以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为主体的中国三类捐献模式是政府启动捐献工作的战略决策。然而,由于全球均没有成熟经验,这种捐献模式是否可行,过去谁都不知道。”何晓顺说。

临床专家很清楚,心脏死亡后大多数器官必须在15分钟内获取,否则就无法捐献。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何晓顺团队系统化地解决了供体识别、器官维护、评估、修复等一系列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核心技术问题。

他们不仅通过前瞻性多中心临床研究,纳入多个神经学评估参数,构建了预测不可逆脑损伤患者死亡时间的nomogram模型,准确率高达96.0%,有助于发现潜在供体及选择器官捐献的最佳时机;还创建了以保护器官功能为核心的供体维护规范,显著提高了捐献器官的使用率。

何晓顺透露,他所在的移植中心,捐献肝脏和肾脏的使用率分别达94.6%和92.7%,高于美国水平的74.3%和73.1%。

中山一院“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的支撑技术创新与推广运用”项目刚刚获得2016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专家认为,心脏死亡捐献模式的成功应用,开启了中国身后器官捐献之门,是中国对世界器官捐献事业的创新与贡献。

2016年,黄洁夫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器官捐献的发展历程与展望》的文章。文中写道:“建立一个(符合)伦理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是几代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的梦想,这个梦想正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得以实现,我们正在开始一个阳光下的新征程。”

此时,离“广州宣言”的发表已过去整整十年。为此奔忙的人们,深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中国器官移植需求在20万个至30万个左右,但是每年只有1万多个器官捐献,供需仍不平衡。黄洁夫希望进一步撬动公民的捐献意愿。

2016年,他促成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和支付宝医疗服务平台的合作,在支付宝上线“器官捐献登记”功能,支付宝实名用户可以一键完成登记,整个过程只需要10秒。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23日下午15时,通过支付宝新增的器官捐献登记人数近27000人,上线一天半,已有超过以往一年的登记量。

中山一院“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的支撑技术创新与推广运用”项目刚刚获得2016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专家认为,心脏死亡捐献模式的成功应用,开启了中国身后器官捐献之门,是中国对世界器官捐献事业的创新与贡献。

■对话

黄洁夫:

中国做法

值得骄傲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此次在国际会议上发声?

黄洁夫:这是中国第一次真正地登上世界权威舞台,就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的“中国方案”发声。会议规格很高,联合国、欧盟及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多个宗教界代表、伊斯坦布尔宣言组织成员、全球多国器官移植协会主席都参加了会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高度赞扬中国在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的工作进展。

中国受邀意义重大。说明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能被世界了解,中国声音能被世界倾听,我可以在世界舞台上,讲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故事。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一定要开放、透明、敢担当。

南方日报:2005年,您在国际社会坦陈中国器官来源,这是否让您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黄洁夫:我很喜欢孔夫子的一句话——“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意思是圣人也会犯错,你的错误全世界都能看得到,但只要你改了人们还是会钦佩你。中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走的就是这么一条路。

南方日报:这次发言后得到了怎样的评价?

黄洁夫:很多人都说,中国政府真了不起,你们很幸运,有这么好,如此有魄力,敢于改革,说做就做的政府。对很多国家而言,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推了很多年都推不动,中国在短短几年成果显著,去年就成为器官移植的世界第二大国,而且做法是符合全世界公共的伦理学准则的,值得骄傲。

南方日报:对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未来,您有什么展望?

黄洁夫:我们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公民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体系与我的理想还有差距。人民群众需要公平的、可及的器官捐献服务。我们仍有一些伦理、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需要突破。党中央和国务院都很重视这项工作,只要大家一起努力,三五年之内中国一定会成为器官移植世界第一大国。

南方日报:广东是器官捐献与移植的大省。我们留意到,很多次对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发展而言举足轻重的会议,都是在广东召开的。

黄洁夫:我特别想表达一个观点,广东开放、实干,是全国的“先行军”,不仅器官捐献量常年位列全国第一,而且移植技术水平也走在全国前列,希望广东推广经验,为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张梓望、李嘉琪、李绍斌、彭福祥对本报道亦有贡献

策划:郎国华

统筹:刘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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