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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海鹏院长在《中国高等教育》发表署名文章:疫情下新医科建设的思考与展望

    发布日期:2021-04-02发布人:guanliyuan
    疫情下新医科建设的思考与展望
    肖海鹏

    [摘 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离不开高水平的医学人才队伍和高质量的医学教育。高校要主动适应新时代医学发展新要求,不断加强学科体系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提升师资队伍水平,完善顶层设计,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培养卓越医学创新人才。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新医科建设;医学教育

        医学实践、研究和创新发展是关系人民健康的全局性、长期性问题。纵观人类发展史,每一场大的疫灾都不可避免地引起全球性的社会巨变。不难看到,新冠肺炎疫情正深刻影响着整个世界。总结经验教训,深入反思我国医学人才培养的问题,对医学教育进行变革,刻不容缓。
     

    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暴露出的医学人才培养短板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在抗击疫情工作中,全国42600余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各地医务工作者日夜奋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诠释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神圣职责,得到了国家和人民的认可。但在这次抗疫救灾的战斗中,我国医学教育暴露出一些短板。
        首先,临床医学教育专业配置不平衡。一是传染病防控未受到足够重视。从上世纪70年代起,随着传染病总体发病率的下降以及气候、生活方式的变化,医学界普遍认为传染病已被人类征服,进而将关注重点逐渐转向肿瘤、心脑血管病、代谢性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传染科边缘化的现象日益突出。数据显示,传染科执业医师和助理执业医师仅占医院医师总人数的0.6%,传染科床位只占全国总床位数的2.02%。医学院校中传染病学课时普遍较少,见习、实习安排时数不足,导致医学生对传染病认识不足、感悟不深、传染病诊疗及防控能力不强。二是缺乏危急重症救治能力。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救治是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的关键。发病机理不清、病程发展迅速、合并基础疾病等因素导致疫情初期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难度大、病亡率较高。但是全国各地驰援武汉的医务人员中只有三分之一是重症医学专业人员,大量非重症出身的临床医护人员由于缺乏相关培训和经验,普遍不能熟练开展ECMO(体外膜肺氧合)、血液净化等重症治疗操作,也难以早期识别重症与危重症患者,更难达到逆转病程、降低死亡率及改善预后的要求。三是对心理健康关照不足。我国医生护士培养过程中,精神教育、心理教育往往被忽视,大多数医院无精神心理科,缺乏具有医学背景的精神心理专业人员。四是老年病诊治能力不足。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死亡率呈现随着年龄增加而急剧上升的趋势。数据显示中,81%为60岁以上老年人。我国大多数医务人员老年病诊治能力不足,医院老年医学专科人才数量有限,高等医学院校教育、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和继续教育中缺乏老年医学专业和课程,多数老年医学从业人员没有经过专科培训,老年医学注册护士也存在巨大缺口,这些因素制约了老年医学人才队伍的建设与发展。
        其次,医学研究水平有待提升。医学研究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人民健康、推动医学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承担着重要战略使命。医学研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综合实力。疫情期间,我国研究人员第一时间向全球分享病毒基因序列信息,在开发诊断试剂、积极运用中医药成果、分享防控救治经验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提高检测诊断效能、明确流行病学特征和发病机制、开展高水平临床研究、引领疫苗和特效药研发等方面还做得不够。人类的历史是与传染病抗争的历史,找到防控突发传染病的路径必须依靠医学研究。目前,国内高校一定程度上欠缺以临床问题为导向的创新科研能力,也缺少转化应用成果。我国尚未建立成熟的临床科学家培养制度,专业科研工作者不了解临床工作实际、临床医师不清楚如何做基础及转化研究,导致我国医学科学较发达国家发展相对缓慢。
        再次,知识体系交叉融合方面尚有差距。当今世界,以大数据、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像一双看不见的手,悄然改变着社会运转方式及科研模式,加快了知识更迭的进程。在知识体系内在规律和外部科学挑战的共同驱动下,学科体系再次从分化走向融合。当下,我国医学教育在知识体系交叉融合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第一,医学学院之间(临床、公共卫生、基础、药学等)和学科之间(生理、生化、解剖、组胚、药理等)的交叉融合不足。第二,我国医学与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科学等非医学学科交叉融合水平有待提高。医学的根本使命是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围绕这一使命,凡是有利于维护健康的科学技术都应当被运用于医学领域,医学应当成为跨学科交叉融合的前沿领地。近年来,世界一流大学都围绕医学领域或健康问题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或学科融合计划。我国各大医学院校也在新医科建设中布局学科交叉融合,但无系统顶层设计、学科壁垒明显、领军人物稀缺、资源共享不足等问题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最后,公共卫生人才短缺阻碍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建设健康中国,全方位全周期维护群众健康,急需公共卫生卓越人才,急切呼唤公共卫生教育改革。合格的公共卫生人才必须具备运用流行病学、卫生统计学、传染病学、社会医学、卫生管理学等知识开展人群研究、现场调查、实验室检测、传染病预防与控制、项目计划与评估、卫生政策制定、研究成果转化等工作的能力。卓越公共卫生人才应该在扎实掌握公共卫生理论和具备实践能力的基础上,富有领导力,具有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胜任力和文、理、医、工、信息技术知识素养。对比发达国家公共卫生学科发展,我们在很多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比如公共卫生学科地位低,综合大学中公共卫生学院发展不足,公共卫生人才数量不足、质量有待提升。
     
    疫情启示下的新医科建设
     
        为不断满足人民健康需求,提升医疗卫生体系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医学院校应优化顶层设计,多措并举,培养新时代卓越医师。
        加强学科专业体系建设,提高医学人才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医学院校要更新教学理念,完善课程体系,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形成临床医学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各阶段有机衔接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要在“大健康”理念指导下,围绕全生命周期、全健康过程,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和布局,制定倾斜政策,加大资源投入,加强弱势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在“强基本、增体量”的同时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创新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培育复合型医学人才。医学院校应进一步创新研究生教育模式,培养复合型医学人才。要从临床医生中选拔适合从事研究的人才,探索MD+PhD模式,培养既尊重临床规范、能解决临床问题又懂得科学质疑和发明创造的临床科学家。本次抗疫过程中,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中山大学各附属医院、南方医科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研究医务人员防护装备和使用培训对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重要性,成果发表于顶级期刊《英国医学杂志》(BMJ),受到广泛关注,为疫情防控提供了中国方案。该研究团队的鲜明特点就是由具备MD+PhD背景的临床科学家以及检验、护理及公共卫生等领域专家组成。发达国家医学教育实践证明,开展应用型公共卫生硕士(MPH)、公共卫生博士(DrPH)学位项目有利于培养既有专业所长又具备公共卫生素养的复合型医学人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常年联合医学院、护理学院、药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工程物理学院等开设X+MPH联合培养项目。其中,临床医学博士+公共卫生硕士(MD+MPH)模式最为成熟。西方医学界通常认为,同时拥有这两个学位的复合型医学专业人才能够更好地胜任临床医疗、卫生政策决策的任务。此类联合培养项目目前在国内尚未系统化、规模化开展。医学院校可结合世界一流高校经验和我国实际,设立高标准的联合培养项目。 
        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将多学科基因注入医学。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科学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发展的背景下,综合性大学要打破院系和学科壁垒,培育富有领导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学科基础宽厚的“医学+X”创新拔尖人才。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整合工程、物质科学和临床医学的研究和教育资源,联合建设健康科学技术学院,学生既能够在麻省理工的工程学院和哈佛医学院学习基础理论、开展实验室训练,又可以进入哈佛的附属医院进行临床学习和实践,形成了从“实验室”到“病房”、从“临床医师”到“工程学家”“基础科学家”的互动环路。多学科交叉融合环境中培养出的医学人才基础理论扎实,全面了解医学、工程相关知识,具有实际医疗经验,是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我国高校要发挥优势,推进医文、医理、医工交叉融合,从有志献身医学的非医科优秀本科毕业生中,选拔人才进入医学博士培养体系。
        提升师资队伍水平,培养专门从事医学教育的专业人才。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是保障医学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医学院校要持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深化教师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分类评价考核和激励机制, 搭建平台,提升教师国际视野、教学素养、学术品位和创新能力,全方位提高教师育人能力。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持续深化改革,促进临床教师与医学人才共同成长,实现全程、全方位铸魂育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院联合海内外医学教育专家学者,探讨疫情下的医学教育实践经验及发展思考。此外,为了培养医学教育领域的专业化临床师资人才,医院与欧洲医学教育联盟(AMEE)合作,举办了多期高水平国际医学师资培训班,并与阿联酋海湾医科大学等国际知名医学教育与研究促进机构共同培养医学教育硕士、博士,打造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师资队伍。
        优化顶层设计,为新医科建设提供根本保障。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医学教育体系,但在理念、投入、质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一定差距。推动医学教育研究从“以疾病为中心”变为“以健康为中心”,政府要充分发挥统筹作用,加强顶层设计,加大经费和实践教学设备投入,深化医学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建立起医教研协同的医学教育新体系。只有从顶层设计上形成医学人才培养整合系统,才能真正围绕人民健康需求,培养出能够应对各类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迎接全生命周期健康挑战的卓越医学人才队伍。
     
    新医科建设展望
     
        党和国家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重要战略位置,密切关注科技及产业革命对医学发展的新要求,在此背景下,新医科应运而生。2018年,教育部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医教协同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明确了医学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具体目标和方向路径。《意见》要求,把加快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医学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作为改革的战略选择,推进“互联网+医学教育”;主动适应医学新发展、群众健康服务新需求、健康产业发展新要求,加快现有医学专业的改革升级,优化医学人才培养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推动医科与工科、理科等多学科交叉融通,前瞻性布局新兴医学或医学相关专业建设。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和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时代背景下,医学界要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刻在脑海里、落实在行动中,在新的站位上,做好新医科建设的顶层设计,认真总结和反思过去医学学科建设和医学人才培养的经验教训,认真总结和反思抗击疫情过程中我国医学领域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正不足、补齐短板,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医学人才培养路径,积极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促进医学学科发展和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医学院校要努力通过新医科建设推动医学教育变革适应医学发展和科技革命新要求,为国家和人民打造出能肩负“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重任的卓越医学创新人才队伍。
     
    作者肖海鹏:中山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文刊发于《中国高等教育》,2021年第3/4期(总第66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