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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日报】器官捐献协调员: 在奔忙中“起死回生”

    前不久,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下称“中山一院”)召开器官捐献研讨会,穿条纹T恤、戴眼镜的陈岗,为各部门医护人员讲解器官捐献的伦理学评估及实施。

    陈岗原是一名神经内科医生,现在中山一院东院医务科从事医疗纠纷管理工作,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我国每年等待移植的病人约有30万,器官移植仅10000宗,供需比率1:30。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器官捐献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个“起死回生”的工作——因为一个潜在的捐赠者,平均可挽救3.5个患者。

    陈岗从2011年开始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当时,全国只有50余名协调员,如今,这一队伍已壮大到超过1200多人,他们在奔忙中“起死回生”。

    ●南方日报记者 曹斯 实习生 秦铭一 张艳玲 通讯员 李绍斌 彭福祥

    为生命而协调

    他的公文包总是鼓鼓囊囊,里面装着详细的器官捐献资料,一旦有潜在捐献者,随时准备出发

    在不少人眼中,协调员远没当医生体面——要时刻面对死亡,工作时间不稳定,劳心劳力,常常奔波在外。“很多人不理解我。”可在陈岗看来,这个岗位更需要他。

    2010年,原国家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启动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工作试点。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公开在多个场合表示,如果器官移植还是依靠死囚器官,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改变势在必行。

    陈岗就是在试点工作开展后不久加入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的。在当时,他也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医务人员,更多的协调员来自红十字会。

    “万事开头难,我也不知道怎么做。”陈岗当了协调员,他的工作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常常不分昼夜奔波于广州省内各大医院、ICU病房、病人亲属家,早年甚至连广西、安徽也要跑,更不用说偏远的小镇山村。

    “现在常有人说,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起死回生’的工作,因为一个潜在的捐赠者,平均可以挽救3.5个患者。可在当时,许多人对器官捐献没有概念。”为了普及器官捐献知识,陈岗还和同事跑到基层医院,教医务人员如何与脑死亡患者的家属沟通;他们还奔走于民政、社会保障及公安、交通、劳动人事等部门,让更多人对器官捐献工作有所了解。

    4年来,陈岗至少跑了150家医院,经他协调,已实现捐献器官230例。其中,让他最难忘的,是今年年初发生在东莞的一起捐献案例。

    “今年1月28日,我接到当地医院电话,说一对夫妇出了车祸,不行了,家属有捐献的意愿。”听到“意愿”二字,陈岗立即奔赴东莞。

    陈岗了解到,遇难夫妇在东莞打工10多年,事发当天,丈夫骑车载着妻子,在回出租屋的路上,和一辆掉头的公交车相撞。两人被送往医院后,相继被诊断为脑外伤和颅内出血。

    在与车祸男子弟弟见面后,陈岗和他谈了1个多小时,耐心讲解捐献的流程、伦理、法律、政策等相关信息,并办理了相关手续。1月30日下午5时许,车祸男子停止了心跳,6小时后,他的妻子也走了。

    陈岗一直陪伴着逝者的亲人。最终这对遇难夫妇捐出了肝脏、胰腺、肾和眼角膜,使6名病人接受了肝肾等器官的移植手术,重获新生;至少4人接受了眼角膜捐赠手术,重见光明。

    “这是全国首例夫妻双方捐献器官的案例,在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身上,我看到了人间大爱。”陈岗说。

    艰难的事业

    最难以改变的仍是自古以来强烈的“完尸观念”,捐献程序繁复也常令家属失去耐心

    今年1月1日,中国全面停止死囚器官应用,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器官来源。

    “这意味着需要更壮大的协调员队伍。”陈岗说,自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到2014年,协调员人数已从50人增长到1200多人,除红十字会的专职协调员外,已有更多具有医学背景的专业人士加入。

    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我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约有30万,器官移植仅10000宗,供需比率1∶30。

    “我国目前有169家医院具备移植资质,仅1000多名符合要求的协调员远远不够。”陈岗说。“不为薪水,只希望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推动这项事业,最好是ICU的医生,可以最快速了解情况。”

    在不少协调员看来,最难以改变的仍是自古以来强烈的“完尸观念”。

    “有时候我们去跟家属谈,人家直接拒绝。大家可以接受自然死亡,甚至能接受疾病、车祸等状况,但死亡后再挨一刀,走得不完整,家属想不通。”陈岗说。被称为“深圳协调员第一人”的高敏说,曾经有一名70岁的老人,生前签订了角膜捐献协议,5年后老人过世,老人的配偶打电话说儿子不同意捐赠。

    在实操过程中,陈岗也遇到新挑战——捐献程序繁复常令家属失去耐心。

    按照规范程序,家属签了志愿书后,需密切配合脑死亡判定、转运、办理手续等流程。“光是脑死亡判定就得做两次,两次之间间隔12个小时,首次判定为脑死亡,才能进行第二次。但医院各部门并非一天24小时都上班,因此脑死亡判断,至少需要1至2天时间。确实有家属在这个过程中失去耐心。”但在陈岗看来,这一程序没法简化,“透明化,这是对死者、对其家属最基本的尊重,也是我国器官捐献工作正规化的一个体现。这时候协调员的重点工作,是陪伴和妥善安抚家属情绪。”

    此外,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尽完善,无形中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开展带来阻力。

    据高敏回忆,2012年,她接到一个电话,一名路人因为见义勇为而被歹徒刺伤颈部动脉,失血过多,送医院后抢救无效,其家属希望能够捐献死者的器官。

    高敏立即赶赴医院进行协调。但是因为死亡原因涉及刑事案件,公检法部门要求对死者进行死因鉴定,不能进行器官捐献。令高敏难忘的是,鉴定后,家属依旧表示捐献意愿,但因器官捐献时效性的问题,他们未能如愿捐献眼角膜,最后捐献了遗体。

    捐献量居亚洲首位

    目前中国器官捐献在数量上已处于亚洲国家首位,约需要5年时间,中国的器官移植将基本供需平衡

    2015年1月16日,33岁的歌手姚贝娜结束了闪亮而短暂的生命。她实现了生前愿望——捐赠眼角膜,这让3位患者重见光明。

    作为这起捐献的协调员,高敏见证了全过程。更令她欣慰的是,姚贝娜的父母姚峰夫妇,同样表达了将在身后捐献角膜的意愿。

    “在西班牙,所有公民自出生起就被视为器官捐献者,除非个人明确表示拒绝。而在中国,通过媒体的报道,社会力量的宣传,越来越多的家庭破除陈规旧俗,支持器官捐献事业。”高敏说。

    当了数十年移植科医生的何晓顺对此深有感触:“近3年来,中山一院共完成DCD(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180余例,DCD肾移植300余例,是国内迄今开展DCD肝肾移植最早和例数最多的单位。期间,从没有哪个家属索要补偿费的,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人性光辉。”

    据了解,截至2015年8月19日,中国实现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4737例。其中2015年已实现捐献案例1590例,大器官4414个。广东的器官捐献数一直位列全国第一。

    数据显示,如今中国器官捐献在数量上已处于亚洲国家首位。中国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有关负责人预计,要实现器官移植基本供需平衡,还需要约5年的时间。

    公民捐献器官移植分配将越来越透明化。2013年9月1日,《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明确规定,强制使用人体器官移植分配与共享系统,以患者病情的紧急程度和供受体器官匹配的程度等国际公认医学需要、指标对患者进行排序。

    今年夏天,中国器官获取组织联盟大会暨国际器官捐献论坛在广州举行。国内外专家云集,共同见证了中国首部《中国器官捐献指南》发布,对中国器官捐献相关原则和政策进行了阐述。

    2013年10月,广东省正式公布了6家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名单,在省内划分6个片区,囊括了全部16家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自那时起,陈岗不再需要辗转于全省各地,只需要聚焦所属片区,做好片区的协调工作。

     

     

    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5-10/22/content_747991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