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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日报】先生驾鹤去 出诊不再归

     “帕金森斗士”刘焯霖教授逝世 病患及家属为之垂泪

      他

      有病人家属评价:“比雷锋更 雷锋,比白求恩更白求恩。”

      从医62年来,先后为病人无偿献血一万多毫升。

      有病人家属流着眼泪求给红包致谢:您不收,我们就跪下了!

      为了确诊一名患者的复杂病情,他随访了十多年,直到确诊。

      工作太拼,医院党委史无前例地专门开会,发文要求他“停诊减负”。

      “我所获得的科研成果来源于病人,我必须无条件地为病人服务。”这是一位广州医生在从医之初定下的座右铭,他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承诺。      

      我国神经遗传病研究奠基人之一、有“帕金森斗士”之称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科教授刘焯霖,因病医治无效,6月14日在广州逝世,享年87岁。6月16日下午,在医院举行的追思会上,他的同事、弟子和病人追忆起这位可敬的老人。从医62年来,他将一切奉献给病人,先后为病人无偿献血一万多毫升。

      “他是一个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共产党员,一名纯粹的医生。”中山一院院长、党委书记肖海鹏教授说,刘老没有为家人留下分文遗产,将毕生的积蓄作为“特别党费”交给了党组织,并设立医学生奖学金。他生前曾多次申请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最后一次为人民服务”。考虑到家属的心情和老人的病情,这个心愿最终遗憾地落空。

      文/图

      广州日报记者任珊珊

      通讯员李绍斌、彭福祥

      医院要他“停诊减负”

      去年七一前夕,广州日报记者到中山一院神经科拜访刘焯霖教授时,刚好撞见他向弟子张成教授“抱怨”医院不让他出诊。原来,1997年办理离休手续后,刘焯霖退而不休,坚持出诊,80岁高龄还坚持每周出3次门诊。为了方便远道而来的病人和平时上学的孩子就医,他还特意申请在星期六上午出门诊,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为病人服务。

      刘焯霖的号经常爆满,经常有挂不到号的病人找到刘教授要求加号。面对焦急的病人,刘教授总是热情地说:“大家不要急、不要挤,我一定会给大家看完才下班。”由于来者不拒,他上午的门诊常常看到下午2-3点,下午的门诊常常看到晚上7-8点。

      由于担心刘老身体健康,医院党委史无前例地专门开会,发文要求他“停诊减负”。

      “业务好的医生不一定是共产党员,但共产党员必须业务好。”由于出自侨工家庭,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刘焯霖直到1984年才实现了入党的心愿。早在投身医学事业之初就处处参照党员的高标准,从严要求自己。上世纪60年代,刘焯霖就经常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给病人看病。从此,就养成了上门给患者看病的习惯。他率先尝试开展“家庭病房”,常年追踪神经遗传疾病患者,对行动不便的病人上门随访。

      家住荔湾区龙津西路的陈健珊一家从1981年起与刘焯霖结缘,刘焯霖为她定期上门随访长达三十多年,陈健珊的父母曾手握着年过四十、智商只有三岁的女儿的手,一笔一划地写下对他的感激“您比雷锋更雷锋,比白求恩更白求恩,祝您快乐安康!”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本已随家人到美国工作的刘焯霖响应中山一院的召唤,只身回国,继续从事医疗教学和科研。他带出了硕士研究生11名,博士研究生38名,博士后1名。

      “刘老师经常教育我们,当医生要磨炼医术一辈子,精益求精。医生的诊疗经验是从病人身上得来的,要了解病人情况,就必须坚持长期随访,关注技术的发展。”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科副主任张成教授说,不少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连确诊都很困难。有一个患者诊断不清楚,刘教授带着张成到病人家里随访,从这名患者十几岁一直随访到三十多岁。后来,基因检查加上新的诊断手段出现后,这名病人终于被确诊为线粒体脑肌病。

      插导尿管去会诊病人

      刘焯霖经常周末赴外地出诊,上午在汕头、下午就到了深圳,周日晚上还在顺德,周一一早又出现在医院查房,这些出诊刘教授不收一分钱,路费都自负。有一次,深圳某医院有一个病人需要刘焯霖教授去会诊,由于病情危急,需要立即动身。当时他因为前列腺肥大已经几个小时排不出小便了。刘教授决定马上去导尿,并且插着导尿管立即赶赴深圳参加会诊。有人对刘教授说,你自己都有病,不需要那么辛苦去那么远的地方会诊。可刘教授却说:“医生的责任就是要救死扶伤,只要还有一分力量,就要用来治病救人。”

      “他有一种作为医生的高度使命感。对于病情复杂的患者,如果超出了神经科的治疗范畴,他会主动带着病人和资料到其他科请教专家。” 中山一院神经科周列民教授说,这种对事业对病人的责任感和热情,感染了身边的人。

      平时“抠”积蓄设奖学金

      刘焯霖是远近闻名的“抠门”教授。中山一院很多医生都知道,刘教授在职工餐厅打一份盒饭,会分成两顿吃。有一年参加完广东省神经科年会,周列民陪他到路边的鞋店买鞋。他脱下鞋子时,周列民惊呆了:刘教授的袜子已经烂得露出脚趾。“他的工资并不低,” 周列民感慨, 坚持这样简朴的生活,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刘教授的积蓄用在何处?神经科党支部书记、神经科副主任洪华教授揭开了谜底。他攒下来的钱用来缴纳多次“特别党费”, 代贫困患者支付检查费。几年前,他曾拿出多年积蓄10万元,设立神经病学奖学金,用于培养医学后备人才。

      作为一名党员, 刘焯霖为自己制订了三大原则:一是不把家庭地址留给病人;二是无论本院职工,还是来自城市、乡村的病人,都一视同仁;三是绝不收“红包”。有一次,为抢救一个四肢瘫痪的危重病儿,刘焯霖吃在病房、睡在办公桌,有时甚至彻夜未眠。三个月后,孩子终于转危为安。家属流着眼泪递给他一个红包说:“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请您收下补补身体吧……您不收,我们就跪下了。”但刘焯霖依旧婉言谢绝。

      “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依旧保持了医者本色和党员作风。”肖海鹏说,刘焯霖从来没有收过病人的红包,没有吃过病人的一顿饭,住院时也没有对医院提出任何要求。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6-06/17/content_321363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