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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城晚报】用技术预测“死亡” 以创新“再造”生命

    器官移植对于许多器官衰竭的病患而言,是救命的技术。但在以前,中国的医学界却面临着一个难题:在西方被普遍接受的脑死亡后器官捐献,在中国却难以实施。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来自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专家团队,历经十多年的研究,创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以心脏死亡捐献为主体的器官捐献模式。也正是因为这一模式的诞生,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在十多年里增加了百倍之多。而这一名为《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的支撑技术创新与推广使用》的研究成果,在7日召开的广东省创新发展大会上,获得了2016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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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与伦理如何平衡?

    “我们这个项目是被逼出来的。”中山一院何晓顺教授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向记者介绍,按国际医学界惯例,一个人如果被确认为脑死亡,就可以进行器官捐献,但是在中国却遇到了难题。“这里有文化、伦理和法律上的问题。虽然个体已经脑死亡,但心跳却还在继续,并且依靠机器还能维持呼吸,很多家属就不能接受亲人已经死亡的事实,因为这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有矛盾。”何晓顺说。

    但如果要等到心脏停止跳动后,再进行器官捐献,会遇到另外一个难题——心脏停止跳动后,器官无法获得供血,会在十分钟左右逐渐衰竭,无法再进行移植。

    怎么办?

    作为中国最早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中山一院的专家们十多年前就开始考虑一个问题,能否创建一套新的移植体系和技术,让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变得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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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判断供体捐献时机?

    从2001年开始,何晓顺和同事们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基础研究。

    他们想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判定什么样的供体适合捐献;二是如何建立一套不同于脑死亡器官捐献的评估体系,符合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要求;三是能不能用技术手段将在心脏死亡条件下获得的器官进行功能修复,保证其质量,使之可以进行器官移植。

    “具体来说,首先的问题,是解决谁是潜在捐献者,如何预测对方的心跳死亡时间;第二个问题,在心跳停止后,没有血液供应的器官究竟损坏到了什么程度,如果我们把损坏标准定得比较严格,那么,即使器官移植成功率比较高,丢弃浪费的器官数量也会增多,这是一个矛盾。所以,要建立一个合适的评估体系。”

    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发现潜在供体以及选择器官捐献的最佳时机,何晓顺的研究团队建立了预测模型,对供体心跳死亡时间预测准确率达到了96%,远高于国际上通用模型的准确率。而且模型的操作简便,即使是医疗技术条件薄弱的基层医院也可以使用。

    而在建立评估体系方面,何晓顺告诉记者,他们进行了多种创新调整。按照以往传统的评估指标,供体心跳停止后,可用于移植的器官不到一半,但使用新的评估体系后,器官使用率达八成左右。

    这种评估体系是否真的更合适?

    何晓顺向记者举例解释:譬如有学生的一次考试成绩不好,是否就判定他能力不行?“建立一套新的评估体系,就好比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评价这个学生。我们可能会发现,虽然他这次成绩不好,但在其他方面的能力是不错的,我们依然应该给他好评。器官评估也是这个道理。从以前的评估指标看,这个器官已经不能使用了,譬如肝脏的转氨酶达到多少就不能用,但在建立了新的指标体系后再来看,会发现这样的器官做移植也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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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捐器官“坏”了咋办?

    解决了前两个问题,摆在眼前的还有一个问题:心脏死亡后,待捐献的受损器官能否进行修复?

    “器官修复也要进行大量的技术创新,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器官捐献也就做不起来。”

    据介绍,在我国,大部分的供体器官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损伤,如果使用这些器官进行移植,可能导致其他并发症的发生,严重影响被移植者的生命安全。

    何晓顺的研究团队采用的是一种叫做“体外灌注技术”来修复损伤器官。研究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展了用机械对肾脏进行体外灌注的临床研究,并且建立了相应的临床应用规范,也率先研制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肝脏体外常温机械灌注设备。

    这些技术为损伤器官的修复提供了新的方法,改善了器官质量,显著提高心脏死亡供体器官的使用率和移植疗效。

    另外,由于中国现阶段的潜在供体主要来自基层医院,许多案例中都存在着感染、低血压、低蛋白症等不利因素,而且由于基层医院医疗条件与供体维护经验不足,也严重影响了捐献器官的质量,导致捐献的成功率和器官使用率低。

    针对这一现状,团队还建立了一整套的供体维护技术规范,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改善供体的内环境和重要脏器功能,提高了捐献器官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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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有何重大意义?

    通过辛勤研究,研究团队最终创建了“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的支撑技术体系”,使得中国三类(脑死亡、心脏死亡和脑心双死亡)捐献模式得以成功运用,也使得中国的器官捐献率井喷式增长。

    据介绍,在2010年,中国每百万人口的器官移植数量仅为0.03例,而到2016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3例,足足增长了一百倍之多。

    根据数据统计,至2015年底,来自公民身后捐献的器官移植,已经挽救了14000多位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命,使得中国成为国际上器官捐献工作进展最快的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移植大国。

    何晓顺告诉记者,世界卫生组织给予研究成果很高的评价,认为中国在器官捐献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心脏死亡情况下,依然可以进行器官移植,还保证了很高的成功率,“是亚洲地区器官捐献改革的成功典范”。

    “以往西方对心脏死亡捐献持排斥的态度,认为不靠谱,但是我们经过临床试验、技术创新,使得心脏死亡捐献和脑死亡捐献的效果几乎是接近的,这也给了很多西方的专家很大的启发——只要处理得当,依然可以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何晓顺说。

    回顾十多年的研究历程,何晓顺说,自己最大的感受是,广东宽松包容的氛围才让他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果。

    “对于器官捐献,广东的政府和老百姓都很包容,媒体也是一直在做正面的报道和引导,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广东有这样一个适宜创新的土壤。”

    http://ep.ycwb.com/epaper/ycwb/html/2017-02/09/content_21669.htm#article